钱穆:我们如何读古诗?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国家战火频仍,传统文化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也备受冷落。钱穆先生抵着万千压力,执着写下《国史大纲》,呼吁大家对中国已往历史保有一份“温情与敬意”,其精神可感。大家熟知先生,多因他在历史上的成就。而据钱穆的弟子叶龙所言,先生一直最喜欢的是文学。他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著作虽不多,但其中文论颇值得我们一读。这是一篇关于钱穆先生谈读古诗的作品,让我们一起领会。

谈诗

今天我讲一点关于“诗”的问题。最近偶然看《红楼梦》有一段话,现在拿来做我讲这问题的开始。林黛玉讲到陆放翁的两句诗:

重帘不卷留香久,古砚微凹聚墨多。

有个丫鬟很喜欢这一联,去问林黛玉。黛玉说:“这种诗千万不能学。学作这样的诗,你就不会作诗了。”下面她告诉那丫鬟学诗的方法。她说:“你应当读王摩诘、杜甫、李白跟陶渊明的诗。每一家读几十首,或是一两百首。得了了解以后,就会懂得作诗了。”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。

放翁这两句诗,对得很工整。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,而背后没有人。若说它完全没有人,也不尽然,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。这个人,在书房里烧了一炉香,帘子不挂起来,香就不出去了。他在那里写字,或作诗,有很好的砚台,磨了墨,还没用。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,但这人却教甚么人来当都可,因此人不见有意境,不见有情趣。无意境,无情趣,就算有此人,也只是个俗人。仅有人买一件古玩,烧一炉香,自己以为很高雅,其实还是俗。因为在这环境中,换进别一个人来,不见有什么不同,这就算做俗,至于高雅的人则不然,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。

此刻先拿黛玉所举三人王维、杜甫、李白来说,他们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,也代表了三派学问。王摩诘是释,是禅宗;李是道,是老庄;杜是儒,是孔孟。《红楼梦》作者,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“诗佛”,太白为“诗仙”,杜甫为“诗圣”的说法,故特举此三人。摩诘诗极富禅味。禅宗常讲“无我、无住、无著”。所以后来人论诗,主张要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”。但作诗怎能不著一字,又怎能“不著一字”而“尽得风流”呢?

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。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:

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。

此一联拿来和上引放翁一联相比,两联中都有一个“境”,境中都有一个人。“重帘不卷留香久,古砚微凹聚墨多”,那境中人如何,上面已说过。现在且讲摩诘这一联。在深山里有一所屋,有人在此屋中坐,晚上下了雨,听到窗外树上果子熟了,烂了,给雨一打,朴朴地掉下;草里很多的虫,都在雨下叫。那人呢?就在屋里“雨中灯下”,听到外面“山果落,草虫鸣”,当然还夹着雨声。这样一个境,有情有景。把来和陆联相比,便知一方是动的活的,另一方却是死而滞的了。

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“落”字和“鸣”字。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。大概是秋天吧,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。给雨一打,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。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,都在那里叫。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。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,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,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。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,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。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——他碰到那种境界,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?我们如此一想,就懂得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”这八个字的涵义了。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,这是一种“意境”,而妙在他不讲,他只把这一“外境”放在前边给你看。
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。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,或是人生观,或是甚么杂感之类,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,诗味淡了,诗格也低了。

但我们看到这两句诗,我们总要问,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?我们也会因于读了这两句诗,在自己心上,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涵的意义。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,亦即所谓欣赏。我们读上举放翁那一联,似乎诗后面更没有东西,没有像摩诘那一联中的情趣与意境。摩诘诗之妙,妙在他对宇宙人生抱有一番看法,他虽没有写出来,但此情此景,却尽已在纸上。这是作诗的很高境界,也可说摩诘是由学禅而参悟到此境。

今再从禅理上讲,如何叫做“无我”呢?试从这两句诗讲,这两句诗里恰恰没有我,因他没有讲及他自己。又如何叫做“无住”、“无著”呢?“无住”、“无著”大体即如诗人之所谓“即景”。此在佛家亦说是“现量”,又叫做“如”。“如”是像这样子之义。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”只把这样子这境提示出来,而在这样子这境之背后,自有无限深意,要读者去体悟。这种诗,亦即所谓“诗中有画”;至于“画中有诗”,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画到最高境界,也同诗一样,背后要有一个人。画家作画,不专在所画的像不像,还要在所画之背后能有此画家。西方的写实画,无论画人、画物,要画得逼真,而且连照射在此人与物上的光与影也画出来,但纵是画得像,却不见在画后面更有意义之存在。即如我们此刻,每人面前看见这杯子,这茶壶,这桌子,这亦所谓“现量”,此刻我们固是每人都有见,却并没有个“悟”,这就变成无情无景。而且我们看了世上一切,还不但没有“悟”,甚至要有“迷”,这就变成了俗情与俗景。我们由此再读摩诘这两句诗,自然会觉得它生动,因他没有执着在那上。就诗中所见,虽只是一个“现量”,即当时的那一个“景”。但不由得我们不“即景生情”,或说是“情景交融”,不觉有情而情自在。这是当着你面前这景的背后要有一番“情”,这始是文学表达到了最好的地步,而这一个“情”在诗中最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。
譬如唐诗最为人传诵的:

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
这里面也有一人。这诗重要的在“欲断魂”三字。由这三字,才生出下面“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”这两句来。但这首诗的好处,则好在不讲出“欲断魂”究是怎样一回事。他不说,且教你去会。

又如另一诗:

月落乌啼霜满天,
江枫渔火对愁眠。
姑苏城外寒山寺,
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这一诗,最重要的是“对愁眠”这一愁字。第一句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,天色已经亮了,而他还没睡,他正睡不着,于是他听到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那里的打钟声,一路听着,直听到天亮。为何他如此般不能睡,正为他有愁。试问他愁的究竟是些甚么?他诗中可不曾讲出来。这样子作诗,就是后来司空图《诗品》中所说的“羚羊挂角”。这是形容作诗如羚羊般把角挂在树上,而羚羊的身体则是凌空的,那诗中人也恰是如此凌空,无住、无著。在“断魂”,在“愁”,这其中都有一个人,而这个人要能“凌空”起来不著地,有情却似还无情。可是上引摩诘诗就更高了,因他连“断魂”字、“愁”字都没有,所以他的诗,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。

以上我略略讲了王维的诗。

继续要讲杜工部。杜诗与王诗又不同。工部诗最伟大处,在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。上一次我们讲散文,讲到文学应是人生的。“五四运动”时提倡新文化,主张文学要人生化。在我认为,中国文学比西方更接近人生。一方面,中国文学里包括人生的方面比西方多。我上次谈到中国散文,姚氏《古文辞类纂》把它分成十三类,每类文体,各针对着人生之某一方面或几方面。

又再加上诗、赋、词、曲、传记、小说等一切不同的文学,遂使中国文学里所能包括进去的人生内容,比西洋文学尽多了。在第二方面,中国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实人生放进他作品里。这在西方便少。西方人作小说、剧本,只是描写着外面。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,这就是杜诗伟大的地方。

刚才讲过,照佛家讲法,最好是“不著一字”,自然也不该把自己放进去,才是最高境界。而杜诗却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进了。为何要放进,又要不放进?这一层道理,须到宋人讲理学,才精妙地讲出。这不在我们今天的讲题内,此处且不论。现在要讲的,是杜工部所放进诗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。平平淡淡,似乎没有讲到甚么大道理。他把从开元到天宝,直到后来唐代中兴,他的生活的片段,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,他家庭,以及他当时的社会、国家,一切与他有关的,都放进诗中去了,所以后人又称他的诗为“诗史”。其实,杜工部诗还是“不著一字”的。他那忠君爱国的人格,在他诗里,实也没有讲,只是讲家常。他的诗,就高在这上。我们读他的诗,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。正为他不讲忠孝,不讲道德,只把他日常人生放进诗去,而却没有一句不是忠孝,不是道德,不是儒家人生理想最高的境界。若使杜诗背后没有杜工部这一人,这些诗也就没有价值了。倘使杜工部急乎要表现他自己,只顾讲儒道,讲忠孝,来表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有大道理的人,那么这人还是个俗人,而这些诗也就不得算是上乘极品的好诗了。所以杜诗的高境界,还是在他“不著一字”的妙处上。

我们读杜诗,最好是分年读。拿他的诗分着一年一年地,来考察他作诗的背景。要知道他在甚么地方,甚么年代,甚么背景下写这诗,我们才能真知道杜诗的妙处。后来讲杜诗的,一定要讲每一首诗的真实用意在哪里,有时不免有些过分,而且有些曲解。我们固要深究其作诗的背景,但若尽用力在考据上,而陷于曲解,则反而弄得索然无味了。但我们若说只要就诗求诗,不必再管它在哪年哪一地方为甚么写这首诗,这样也不行。你还是要知道他究是在哪一年哪一地为着甚么背景而写这诗的。至于这诗之内容及其真实涵义,你反可不必太深求,如此才能得到它诗的真趣味。倘使你对这首诗的时代背景都不知道,那么你对这诗一定知道得很浅。他在天宝以前的诗,显然和天宝以后的不同;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的诗,显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有不同;和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又不同。我们该拿他全部的诗,配合上他全部的人生背景,才能了解他的诗究竟好在哪里。

杜甫行吟图

中国诗人只要是儒家,如杜甫、韩愈、苏轼、王安石,都可以按年代排列来读他们的诗。王荆公诗写得非常好,可是若读王诗全部,便觉得不如杜工部与苏东坡。这因荆公一生,有一段长时间,为他的政治生涯占去了。直要到他晚年,在南京钟山住下,那一段时期的诗,境界高了,和以前显见有不同。苏东坡诗之伟大,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。他一生奔走潦倒,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。我第一次读苏诗,从他年轻时离开四川一路出来到汴京,如是往下,初读甚感有兴趣,但后来再三读,有些时的作品,却多少觉得有一点讨厌。譬如他在西湖这一段,流连景物,一天到晚饮酒啊,逛山啊,如是般连接着,一气读下,便易令人觉得有点腻。在此上,苏诗便不如杜诗境界之高卓。

此因杜工部没有像东坡在杭州、徐州般那样安闲地生活过。在中年期的苏诗,分开一首一首地读,都很好,可是连年一路这样下去,便令人读来易生厌。试问一个人老这样生活,这有什么意义呀?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,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,他的人格是伟大的,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、琼州的一段。那个时候诗都好。可是一安逸下来,就有些不行,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。东坡诗之长处,在有豪情,有逸趣。其恬静不如王摩诘,其忠恳不如杜工部。我们读诗,正贵从各家长处去领略。

我们再看白乐天的诗。若随便挑来看,也都好。但要对着年谱拿他一生的诗一口气读下,那比东坡诗更易见缺点。他晚年住在洛阳,一天到晚自己说:“舒服啊!开心啊!我不想再做官啊。”这样的诗一气读来,便无趣味了。这样的境界,无论是诗,无论是人生,绝不是我们所谓的最高境界。杜工部生活殊不然。年轻时跑到长安,饱看着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情况,像他在《丽人行》里透露他看到当时内廷生活的荒淫。如此以下,他一直奔波流离,至死为止,遂使他的诗真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。从前人说:“诗穷而后工。”穷便是穷在这个人!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。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,硬要走那穷的路。这条路看似崎岖,却实在是大道,如此般的穷,才始有价值。即如屈原,前面并非没有路,但屈原不肯走,宁愿走绝路。故屈原《离骚》,可谓是穷而后工的榜样!他弟子宋玉并不然,因此宋玉也不会穷。所以宋玉只能学屈原做文章,没学到屈原的做人。而宋玉的文章,也终不能和屈原相比。

现在再讲回到陆放翁。放翁亦是诗中一大家,他一生没有忘了恢复中原的大愿。到他临死,还作下了一首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毋忘告乃翁”的诗。即此一端,可想放翁诗境界也尽高。放翁一生,从他年轻时从家里到四川去,后来由四川回到他本乡来,也尽见在诗中了。他的晚年诗,就等于他的日记。有时一天一首,有时一天两三首,乃至更多首,尽是春夏秋冬,长年流转,这般的在乡村里过。他那时很有些像陶渊明。你单拿他诗一首两首地读,也不见有大兴味。可是你拿他诗跟他年龄一起读,尤其是七十、八十逐年而下,觉得他的怀抱、健康,和他心中的恬淡平白,真是叫人钦羡。而他同时又能不忘国家民族大义,放翁诗之伟大,就在这地方。可惜他作诗太多。他似乎有意作诗,而又没有像杜工部般的生活波澜,这是他吃亏处。若把他诗删掉一些,这一部陆放翁诗集,可就会更好了。

在清诗中我最喜欢郑子尹。郑是贵州遵义人,他并没做高官,一生多住在家乡。他的伟大处,在他的情味上。他是一孝子,他在母亲坟上筑了一园,一天到晚,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。他诗学韩昌黎,韩诗“佶屈聱牙”,可是在子尹诗中,能流露出他极真挚的性格来。尤其是到了四十、五十,年龄尽大上去,还是永远不忘他母亲。诗中有人,其人又是性情中人,像那样的诗也就极难得了。

李太白诗固然好,因他喜欢道家,爱讲庄老出世。出世的诗,更不需照着年谱读。他也并不要把自己生命放进诗里去。连他自己生命还想要超出这世间。这等于我们读《庄子》,尽不必去考他时代背景。他的境界之高,正高在他这个超人生的人生上。李太白诗,也有些不考索它背景,是无法明得他诗中用意的。但李诗真长处,实并不在这点上。我们读李太白、王摩诘诗,尽可不管他年代。而读杜工部、韩昌黎以至苏东坡、陆放翁等人的诗,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他们的整个人生放进诗去了。因此能依据年谱去读他们诗便更好。郑子尹的生活,当然不够得丰富,可是他也作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。他也把他自己全部放进诗中去了。他的诗,一首首地读,也平常。但春天来了,梅花开了,这山里的溪水又活了,他又在那时想念起他母亲了。读他全集,一年一年地读,从他母亲死,他造了一个坟,坟上筑了一个园,今年种梅,明年种竹,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,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。再从他母亲身上讲到整一家,然后牵连再讲到其他,这就见其人之至孝,而诗中之深情厚味也随而见。他诗之高,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。归文也能写家庭情味,可是不如郑子尹诗写得更深厚。

由于上面所说,我认为若讲中国文,讲思想与哲学,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。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、道、佛诸派思想,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。某一作家,或崇儒,或尚道,或信佛,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,真实跑进人生里边去生活。然后在他作品里,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。这样,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,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,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。他的一生,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。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,才是最有趣味的。

文学和理学不同。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,但他们的真实人生,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。理学家教人,好像是父亲、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。论其效果,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,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,反而对你影响大。因此父兄教子弟,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。文学对我们最亲切,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。正因文学背后,一定有一个人。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,或道家,或儒家。清儒章实斋《文史通义》里说,古人有子部,后来转变为集部,这一说甚有见地。新文化运动以下,大家爱读先秦诸子,却忽略了此下的集部,这是一大偏差。

我们上边谈到林黛玉所讲的,还有一陶渊明。陶诗境界高。他生活简单,是个田园诗人。唐以后也有过不少的田园诗人,可是没有一个能出乎其右的。陶诗像是极平淡,其实他的性情也可说是很刚烈的。他能以一种很刚烈的性情,而过这样一种极恬淡的生活,把这两者配合起来,才见他人格的高处。

陶渊明像

陶、杜、李、王四人,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、两百首诗来读,这是很好的意见。但我主张读全集,又要深入分年读。一定要照清朝人下过工夫所注释的几个大家读。陶、李、杜、韩、苏诸家,都由清人下过大工夫,每一首诗都注其出处年代和地点。我们读诗正该一家一家读,又该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。湘乡曾文正在中国诗人中只选了十八家。而在这十八家里边,还有几个人不曾完全选。即如陆放翁诗,他删选得很好。若读诗只照着如《唐诗别裁》之类去读,又爱看人家批语,这字好,这句好,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,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。曾文正的《十八家诗钞》,正因他一家一家整集钞下,不加挑选,能这样去读诗,趣味才大,意境才高。这是学诗一大诀窍。
且莫管他哪一字和一句,甚至哪一首和哪几首。当知一首诗作得好,也不便是一诗人。一诗中某句作得好,某字下得好,这些都不行。当然,我们讲诗也要句斟字酌,该是“僧推月下门”呢,还是“僧敲月下门”?这一字费斟酌。又如王荆公诗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。这第四个“绿”字是诗眼。一人最要紧的在两眼。一首诗中,一个字活了,就全诗都活,这也就是诗的眼。荆公这句诗,应当是“春风又吹江南岸”呢?还是“又到江南岸”、“又渡江南岸”呢,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字的重要来。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,这是容易知道的。但我们更应知道,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,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。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,才得有这一句。这首诗是先定了,你才想到这一句。这一句先定了,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。我们作诗,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,一句一句积成诗。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,先有了句才有字。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,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,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“言”。有了所欲言的,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、不工。所谓言之工与不工,主要分别是要讲出你的作意、你的内心情感,如何讲来才讲得好。倘使连这个作意和心情都没有,又有甚么“工”“不工”可辨?甚么“对”“不对”可论?譬如驾汽车出门,必然心里先定要到什么地方去,然后才知道我开向的这条道路走对或走错了。倘使没有目的,只乱开,那么到处都好,都不好,那真可谓无所用心了。所以作诗,先要有作意,作意决定,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。作意则从心上来,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,你的整个人格,你的内心修养,你的意志境界。有了人,然后才能有所谓诗。因此我们讲诗,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。

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。好比作画,尽临人家的,临不出好画来。尽看山水,也看不出其中有画。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。例如倪云林,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。他一生达到他画的最高境界时,是在他离家以后。他是个大富人,古董古玩,家里弄得很讲究。后来看天下要乱了——那是元末的时候,他决心离开家,去在太湖边村庄上住。这样过了二十多年。他这么一个大富人,顿然家都不要,这时他的画才真好了。他所画,似乎谁都可以学:几棵树,一带远山,一弯水,一个牛亭,就是这几笔,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。没有他胸襟,怎能有他笔墨!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呀。倪云林画作

我们学做文章,读一家作品,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。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,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,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。比方说,我感到苦痛,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;我遇到困难,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。我是这样一个性格,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。我哭,诗中已先代我哭了;我笑,诗中已先代我笑了。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。有些境,根本非我所能有,但诗中有,读到他的诗,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。如我们在纽约,一样可以读陶渊明的诗。我们住五层、六层的高楼,不到下边马路去,晚上拿一本陶诗,吟着他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”的诗句,下边马路上车水马龙,我可不用管。我们今天置身海外,没有像杜工部在天宝之乱时,生活在兵荒马乱中,我们读杜诗,也可获得无上经验。我们不曾见的人,可以在诗中见;没有处过的境,可以在诗中想像处到。西方人的小说,也可能给我们一个没有到过的境,没有碰见过的人。

而中国文学之伟大,则是那境那人却全是个真的。如读《水浒》,固然觉得有趣,也像读《史记》般,但《史记》是真的,《水浒》是假的。读西方人小说,固然有趣,里边描写一个人,描写得生动灵活。而读杜工部诗,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人,没有一句假话在里面。这里却另生一问题,很值我们的注意。

中国大诗家写诗多半从年轻时就写起,一路写到老。像杜工部、韩昌黎、苏东坡都这样。我曾说过,必得有此人,乃能有此诗。循此说下,必得是一完人,乃能有一完集。而从来的大诗人,却似乎一开始,便有此境界格局了。这其间道理何在?巧妙又何在?固然他的为人以及他的诗,可以随年有进,但究是一开始便上这道路了。这中应有一甚深道理。关于此一番道理,我不能在此细说,但我只就事实试说一点,即是学文学似乎是学做人一条很径直的大道吧!

诸位会觉得,要立意做一人,便得要修养。即如要做到杜工部这样每饭不忘君亲,念念在忠君爱国上,实在不容易。其实下棋,便该自己下;唱戏,便该自己唱;学讲话,便该开口讲;要做一个人,就得自己实地去做。其实这道理还是很简单,主要在我们能真实跑到那地方去。要真立志,真实践履,亲身去到那地方。中国古人曾说“诗言志”,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东西的,若心里龌龊,怎能作出干净的诗?心里卑鄙,怎能作出光明的诗?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。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,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,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。

所谓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。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,一定要有新文学。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。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,必先从文学起;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,也必从文学起。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,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,不要空想必做一诗人。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,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,能读人家诗就很够。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,可是不能不懂文学,不通文学,那总是一大缺憾。这一缺憾,似乎比不懂历史,不懂哲学还更大。

现在再退一层言之:学文学也并不定是在做学问。只应说我们是在求消遣,把人生中间有些业余时间和精神来放在那一面。我劝大家多把余闲在文学方面去用心,尤其是中国诗。我们能读诗,是很有价值的。我还要回到前边提及林黛玉所说如何学作诗的话。要是我们喜欢读诗,拿起《杜工部集》,挑自己喜欢的写下一百首,常常读,虽不能如黛玉对那个丫鬟所说:“那样做,一年工夫就会作诗了。”在我想,下了这工夫,并不一定要作诗,作好诗,可是若作出诗来,总可像个样。至少是讲的我心里要讲的话。倘使我们有一年工夫,把杜工部诗手抄一百首,李太白诗一百首,陶渊明诗一共也不多,王维诗也不多,抄出个几十首,常常读。过了几年拿这几个人的诗再重抄一遍,不要的剔掉,再加些新的进去,我想就读这四家诗也很够。不然的话,拿曾文正的《十八家诗钞》,选喜欢的,三家五家,抄个几十、一百首,隔一个时候再重抄一遍。

最好不要乱七八糟的读,诗尽多读也读不尽。比如读《唐诗三百首》,等于跑进一个大会场,尽多人,但一个都不认识,这有什么意思,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。我们跑到菜场去,也只挑喜欢的买几样。你若尽去看,看一整天,每样看过,这是一无趣味的。学问如大海,鼹鼠饮河,不过满腹。所要喝的,只是一杯水,但最好能在上流清的地方去挑。若在下流浊的地方喝一杯浊水,会坏肚子的。

学作诗,要学他最高的意境。如上举“重帘不卷……”那样的诗,我们就不必学。作诗、作文章都没有一定,就如做人也没有一定的格局。我们现在处境,当然要有一职业。职业不自由,在职业之外,我们定要能把心放到另一处,那么可以减少很多不愉快。不愉快的心情减掉,事情就简单了。对事不发生兴趣,越痛苦,那么越搞越坏。倘使能把我们的心放到别处去,反而连这件事也做好了。这因为你的精神愉快呀!

我想到中国的将来,总觉得我们每个人先要有个安身立命的所在。有了精神、力量,才能担负重大的使命。这个精神和力量在哪里?灌进新血,最好莫过于文学。

“五四运动”提倡新文学以来,老要在旧文学里找毛病。毛病哪里会找不到?像我们刚才所说,《红楼梦》里林黛玉,就找到了陆放翁诗的毛病。指摘一首诗、一首词,说它“无病呻吟”,但不是古诗同全是“无病呻吟”的。说不用典故,举出几个用典用得极坏的例给你看。可是一部杜工部诗,哪一句没有典?无一字无来历,却不能说他错。若专讲毛病,比如一个人,有了病,该请医生治去,却不能把这个人扔了。中国目前文化有病,文学也有病,这不错。可是总要找到文化、文学的生命在哪里。这里面定有个生命。没有生命,怎么能两千年到今天?说从前人全错了,这不是在故意瞎说吗?

又如说某种文学是“庙堂文学”,某种文学是“山林文学”,又是什么“帮闲文学”等,这些话都有些荒唐。有人说我们要作“帮忙文学”,不要作“帮闲的文学”。其实,即如周作人正是在闲中写出这许多话,要是他不闲,怎么能找那么多零零碎碎人家没看见、不知道的那些小花样来呀?他文章里都写的是这些,他还不闲吗?若说要不用典,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典故用来已不是典故。《论语》“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”。《孟子》“勇士不忘丧其元,志士不忘填沟壑”。杜工部诗说“饿死焉知填沟壑,高歌但觉有鬼神”,此两句“沟壑”两字有典,“填”字也有典,“饿死”二字也有典,“高歌”也有典,这两句没有一字没有典,这又该叫是甚么文学呢?

我们且莫尽在文字上吹毛求疵,应看他内容。一个人如何处家庭、处朋友、处社会,杜工部诗里所提到的朋友,也只是些平常人,可是跑到杜工部笔下,那就都有神,都有味,都好。我们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吗?若我们今晚请一位朋友吃顿饭,这事很平常。社工部诗里也常这样请朋友吃饭,或是别人请他,他吃得开心作一首诗,诗直传到现在,我们读着还觉得痛快。同样一个境界,在杜工部笔下就变成文学了。我们吃人家一顿,摸摸肚皮跑了,明天事情过去,全没有了,觉得这事情一无意思般。读杜工部诗,他吃人家一顿饭,味道如何,他在卫八处士家“夜雨剪春韭”那一餐,不仅他吃得开心,一千年到现在,我们读他诗,也觉得开心,好像那一餐,在我心中也有分,也还有余味。其实很平常,可是杜工部写上诗里,你会特别觉得其可爱。不仅杜工部可爱,凡他所接触的,其人其境皆可爱。其实杜工部碰到的人,有的在历史上有,有的历史上没有,许多人只是极平常。至于杜工部之处境及其日常生活,或许在我们要感到不可一日安,但在工部诗里便全成可爱。所以在我们平常交朋友,且莫要觉得这人平常,他同你做朋友,这就不平常。你不要看他请你吃顿饭平常,只是“请你吃”这件事就不平常。杜工部当年穷途潦倒,做一小官,东奔西跑。他或许是个土头土脑的人,别人或会说,这位先生一天到晚作诗,如此而已。可是一千年来越往后,越觉他伟大。看树林,一眼看来是树林。跑到远处,才看出林中那一棵高的来。这棵高的,近看看不见,要在远处才觉到。我们要隔一千年才了解杜工部伟大,两千年才感觉孔夫子伟大。现在我们许多人在一块,并无伟大与不伟大。真是一个伟大的人,他要隔五百年、一千年才会特别显出来。那么我们也许会说一个人要等死后五百年、一千年,他才得伟大,有什么意思啊?其实真伟大的人,他不觉得他自己的伟大。要是杜工部觉得自己伟大,人家请他吃顿饭,他不会开心到这样子,好像吃你一顿饭是千该万当,还觉得你招待不周到,同你做朋友,简直委曲了,这样哪里会有好诗做出来?

我这些琐碎话,只说中国文学之伟大有其内在的真实性,所教训我们的,全是些最平常而最真实的。倘我们对这些不能有所欣赏,我们做人,可能做不通。

因此,我希望诸位要了解中国文学的真精神,中国人拿人生加进文学里,而这些人生则是有一个很高的境界的!这个高境界,需要经过多少年修养。但这些大文学家,好像一开头就是大文学家了,不晓得怎样一开头他的胸襟情趣会就与众不同呀!好在我们并不想自己做大文学家,只要欣赏欣赏便够了。你喜欢看梅兰芳戏,自己并不想做梅兰芳,一辈子练唱工,练台步,一生尽化在上面。在我则只想去看一次痛快就好了。
这样也不就是无志气。当知做学问最高境界,也只像听人唱戏,能欣赏,不想把自己放进去,一心想登台出风头。有人说这样不是更一无成就吗?其实诗人心胸最高境界并不在时时自己想成就。现在我们有了一职业,生活已安定,为何定想要成就。像是志气高,其实还是伪,心里老是郁郁闷着,说不定一不当心随时随地就会出毛病。如此般的人生,如何更会有成就。大人物,大事业,大诗人,大作家,都该有一个来源,我们且把它来源处欣赏。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,当下即是一满足,便何论成就与其他。

让我且举《诗经》中两句来作我此番讲演之结束。《诗经》说:“不忮不求,何用不臧。”不忮不求”,至少也应是一个诗人的心胸吧!

duixiangge

多情自古空余恨。博爱众生的独立撰稿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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